马雅：悼念父亲马洪 （第2页）

　　

　　 20世纪60年代初，每年开计划会议时，爸爸住在北京饭店，附近的人大会堂，总有京戏一类的文艺节目供与会的干部欣赏。爸爸因工作忙，很少去看戏，于是票自然地落到我手上。我听遍了马连良、荀慧生、谭富英等名旦名角的看家戏。虽然没变成戏迷，可“二进宫”、“将相和”和“宇宙锋”这些传统戏确实让我长了见识。之后在北京音乐厅又有中央乐团的合唱和交响乐，我起先没有兴趣，爸爸劝说我去接触一下不同的文化。没想到，从此，

　　

　　 我竟听西方古典音乐成癖。爸爸这种开放的心态，使他不满足于墨守现存体制的成规，当年就已经开始思考和探讨全盘照搬苏联经验的弊病了。

　　

　　 在同一时期，爸爸常去《红旗》杂志社找邓力群，聊天和游泳。有时，两人还去琉璃厂的书市买点旧书，多半是清末民初的一些杂书，后来都在文革中抄家时失散了。当时爸爸不时为《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写社论，每得15元或20元稿费，便与党内其他几位秀才“笔杆子”一起下饭馆。那是困难时期，能下“东来顺”、“全聚德”这样的馆子，非得有稿费这样的外快不可，这算是爸爸少有一种消费。在我的记忆里，他的业余爱好只有读书和游泳。

　　

　　 也是在三年困难时期，爸爸受李富春的委托，花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在北京第一机床厂蹲点，在那里积累经验，写下“工业七十条”的草案，为后来党和政府在过渡时期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政策方针提供了依据。据说毛主席临终时的枕前，还摆着一本有些破损的“工业七十条”。爸爸曾带我去机床厂，告诉我如果将来不上大学，可下厂当工人。文革中，学校都封了，以我的家庭条件，不够留城进厂，便下乡插了队。

　　

　　 1964年前后，在一次北戴河的政府工作会议上，一位曾在东北身居要职的党内领导撞见了我爸爸，大怒，摔门而去。此后他要求薄一波将我爸爸调离经委。当时爸爸正主持编写“中国社会主义国营工业企业管理”一书。在巨大的工作和精神压力下，爸爸突患严重的腰肌劳损，卧床难起。我已经懂事了，记得每天都有十来个中青年干部到家里来，围坐床前，听爸爸口述，他们做记录。经过数月，终于完成任务。书成后，爸爸离开经委。那要人坚持要把他发放外地，经薄一波、谷牧的疏通，才勉强留京，派到化工部北京的设计院工作。“企业管理”一书发表后成为我国当时企业管理的指南。后来，该书又分别以俄、英文在国外出版。

　　

　　

　　 家庭照（包括姥姥陈普兰，陈伯林已下干校），北京，1969年，摄于子女上山下乡和马洪下放外地前

　　

　　 1966年，文革来了，一开始群众不明了主席要整刘少奇的意思，就把爸爸这些“已有问题”的干部揪出来斗。种种人格上的侮辱使爸爸想不通。在经委接替我爸爸职务的梅行是爸爸几十年的老友，他既有士

　　

　　 大夫风骨，又侠肝义胆，能为知己两肋插刀。他不断替爸爸撑腰打气，先拉他上附近的回民小饭馆填饱了肚子，然后鼓足劲头，两人一同上台迎接批斗。后来梅行因死保朋友田家英（毛主席的私人秘书），被关入政治要犯监狱秦城，一押就是十年。

　　

　　 1970年，我插队时去山西程家探望爸爸，他当时随单位疏散到那里。他窗前有一棵新栽的树，朝阳，树干挺直。他跟我说，如果他在这里终老此生，他要看着这棵小树长大。

　　

　　

　　 1970年文革期间随单位下放到山西程家，摄于1970年

　　

　　 1976年，文革结束。次年，爸爸复出。我考上了文革后第一批研究生和留学生，准备出国。爸爸虽然被解放，且再度受重用，但“高饶”一事没有解决，成为党内惟一的悬案，爸爸因此没有得到“正名”。他跟我说，如果人没有压力“就会满天飞了”。他详细地询问我在国外能做什么，怎么做，然后郑重地地说，只有在中国，他才能真正做出一些事情。我意识到，爸爸出身贫苦又历经波折，所以能从普通老百姓的角度去看问题。而他不受条条框框的束缚，所以又能站得高，看得远，具备了不同常人的胸怀与见地。：

　　

　　

　　 与胡耀邦等在中南海（1978年）

　　

　　

　　 在中南海办公室，1982年

　　

　　 20世纪80年代，爸爸曾先后给中央上书和表态，强调如果只搞计划经济，中国的生产力就得不到解放，经济就不能够起飞。同期，他主持了“山西能源的调查”、“上海的宏观规划”、“2000中国”等国家重大的发展项目，并陆续写下“扩大企业的自主权”、“论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 和“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 等文章，为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从政策上和理论上都作出了贡献。我这里便不赘述。值得一提的是，近来西方的一些学者已把中国现代的经济改革与英国的工业革命相提并论，称之为推动人类历史前进的重大事件。

　　

　　

　　 创建国务院研发展研究中心，中南海紫光阁，马洪（左三），薛暮桥（左四），1985年

　　

　　 1987年，爸爸和人大代表团访美，我已在美国工作，上华盛顿去看他。在同行的路上，我们遇见某辆汽车发生故障，路边数人停下车来帮忙。爸爸问我，这种情况的发生是经常的还是偶然的？我回答说：在美国助人为乐的事倒是蛮常见的。爸爸观察事物敏锐细致，甚至对外国的道德民风也是如此。

　　

　　 20世纪80年代中，邓小平在接见印度贵宾之前，特地与参加会见的爸爸单独谈话。其间，邓小平强调，他与爸爸都是几上几下。到了1984年和1988年，经过改革开放，经济发展过热，出现了通货膨胀。爸爸力主冷却、压缩，84年他的意见被采纳，帮助稳定了时局。而1988年，基于种种复杂的因素，爸爸同样的建议却未被采纳。这对后来的经济和政治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宋平是爸爸在延安马列学院时结下的好友。宋平曾对我回忆：“你爸爸从前脸是白的，我们经常在延河里游泳。有一次赶上发大水，他被洪水冲下来，从此他就成了红脸”。爸爸因“高饶”落难之后，宋平是极少数保持与爸爸来往的老同志。文革中，虽然爸爸仍未解放，而基于彼此的信任与了解，两人结为亲家。后来因世事纷扰，双方渐渐来往不多了。几年前，我和爸爸经过北河沿，那时北京还不像现在这样面目全非，他指着一处小饭铺的门脸说道：“刚来北京筹建计委时，宋平我们几个下了夜班，就常到那里去吃夜宵”。后来爸爸住院，一天，夜半醒来，跟医生护士们说：“我要找宋平聊聊，有些问题还得同他商议一下”。爸爸，我知道你尽管不说，心中有时还是念旧的。

　　

　　

　　 1980年代初， 北京

　　

　　 爸爸晚年久病，但始终对中国人民和中国的前途充满信心。三年前，我们全家从美国回去探望，他对我们预言：二三十年后，中国会在国民生产总值上赶上美国。后我去北京医院探视，他思潮澎湃。虽然被护理人员扶着，他在地上来回踱步，激动地侃侃而谈：要从宏观的角度，从理论上进一步探索中国和第三世界怎样走出一条与西方不同的现代化道路。这次我回来奔丧，见到人民意气风发，国家繁荣昌盛，联想爸爸和其他几位已不在人世的前辈，冲锋陷阵，披荆斩棘，创业维艰，为改革开放铺平了路。他们是为国家和人民立了大功的。

　　

　　 据家里人说，在爸爸弥留之际，北京风雨大作，雷电交加，那是肅殺寒秋罕见的天气。他去世之后，北京十几天大雾迷漫。11月7日的追悼会，除亲朋好友外，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该到的都到了。胡锦涛主席对我们几个子女说：“马洪同志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我个人很崇敬他。他一生坎坷，我们会纪念他的”。葬礼后，北京天开云散，我家所在的万寿路院里，天上地下，处处是喜鹊。我虽不迷信，却也希望这是一种吉兆，会给爸爸和他热爱的祖国带来祥宁。

　　

　　 原载于《财经》2007年11期，本文做了若干补充和修正

　　

    进入专题： 马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