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若虹：八十年代在复旦的大学生活

　　  

　　 作者李若虹，女，1966年出生于浙江省温州市。1984年从温州一中毕业后考入上海复旦大学哲学系，于1988年获学士学位。1990年获得香港太古一国泰奖学金，赴英国牛津大学深造，并获社会和文化人类学硕士学位(1992年)。随后，前往美国哈佛大学攻读博士，于2002年取得哈佛大学内亚研究系博士学位，师从范德康(Leonard vander KuOp)、孔菲力(Philip A.Kuhn)和欧立德(Mark C.Elliott)教授，专攻西藏和清朝关系史、明清中国边疆史和民族关系史。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她曾担任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社长杜维明教授的研究助理，并执教于美国麻省维尔斯丽女子学院历史系和波士顿大学历史系。现任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项目主管。以下为原文：

　　 八十年代: We Are the World

　　 最近美国歌手为海地地震赈灾，重新聚集演唱1985年的大合唱We are the World. 听着YouTube 上登载的新旧两个版本，仅从外行的角度，2010年的歌手里虽然还有不少老资格的名手，但是怎么都不能像1985年麦克·杰克逊在内的那一版本听得让人贴 心贴肺。我的同事1950年代在洛杉矶出生，长大的，她也有同感，可见这不是我对八十年代情有独钟，而八十年代本就是一个揪动我们的心肠的年代。

　　 似乎真的是到了开始怀旧的年龄，虽然理智上依然频频否定这种怀旧不会来得太快，可是生活在美国，听着美国歌手创意于八十年代的歌，这一激动人心的歌不得不 令人怀念已经逝去的麦克·杰克逊，借此怀念我的八十年代。麦克·杰克逊是八十年代的标志，说起八十年代我们不能不提麦克·杰克逊，而这首原创于八十年代的 歌的重唱一方面是怀念杰克逊，另一方面是在怀念八十年代。杰克逊的逝去残酷地告诉我们八十年代早已是历史，可是留给我们的确确实实是一层层永恒的记忆，就 像他的不朽的歌和一听就扎入人心和肺腑的歌声。现连上YouTub上登载的这首激动人心的歌曲的新旧两个版本，但愿国内的读者打开欣赏没问题。我相信，听 着这歌，你准定会赢得片刻的激动。

　　 看看这样的字句，确确实实是用80年代的心写出来的【中译文是我自己临时加的】：

　　 Send them your heart so they know that someone cares(给他们献上你衷心的祝愿，让他们懂得还是有人关心他们这批被遗忘的生灵)

　　 And their lives will be stronger and free，(那么他们自然而然就更有勇气来面对痛苦和禁锢)

　　 When you're down and out, and there seems no hope at all(当你遭受挫折和不幸时，当然会觉得前途无望)

　　 But if you just believe there's no way we can fall(可是无论如何，你得坚信天无绝人之路)

　　 借 此，我想到了去年出版的书的初稿本有三部分，第一部分写的就是八十年代在复旦的大学生活。不过，编辑想到时下的读者所需，还是把那一部分删去了。听着这 首动人心弦的歌，心血来潮，现就把当时的书稿分几次陆续登上博客，与同辈人共享。如能博得一丝一豪的同感，最为欣慰，也能消减今天反复听着这首歌涌上心头 的那块八十年代的情结。

　　 一，入学复旦

　　 1984年的夏天，我从浙江温州一中毕业，结束了中学生活。应届高考，我考入了素有“江南第一学府”之称的复旦大学，当时被街坊邻里和亲朋好友视为“状 元”和“天子骄子”，转眼我得准备上大学了。上全国重点大学的荣耀夹杂着离家的乡愁，但是所有的情绪很快就被进入高校的兴奋所替代。其实，那时离高考结束 还不到两个月，但是那场与人生沉浮攸关的考试已成一件非常久远的事情，甚至和眼前即将展开的大学生活没有丝毫关联。

　　 秋季入学很快就到了。第一次离开家，父母家人送我到温州的安澜码头。八十年代已经有不少温州人北上经商，但是从温州至上海的主要交通方式依然是海轮。我身着温州一中蓝白相间的校服，登上“繁新”号客轮时，才知道，这船将把自己载入另一番世界，从此一切都得靠自己了。

　　 轮船离开瓯江岸边时，我依着甲板站着，向薄雾中的亲朋好友挥手道别，我突地意识到，原来一直巴望上大学，巴望远走高飞，但是真的独行上路时，孤单无助的感觉马上不由自主地潜上了心头。

　　 从温州到上海的客轮从瓯江入海后，在东海上要行驶上一天一夜才能靠上上海的公平码头。轮船一入东海，我就浑身不得劲，胃里所有的东西随着那忽悠忽悠的频率全都翻上来。在码头上看似庞大无比的海船，在海上却象一片秋叶飘来荡去。就这样，到了上海。

　　 上了岸，脚底下踏实了，精神也就回来了。我和同行的一位高中同学加入一批沿海路抵达上海的复旦新生，在码头耐心地等着校车。等了约有半个小时，复旦的校车 来了，我们怯生生地先后上了车。好在我们都不用去管那些托运的大件行李，学校会根据事先贴好的复旦大学的行李标签找到新生的行李，然后直接运送到学校的行 李房。

　　 校车行进在大上海的街道上，我的心里既兴奋，又忐忑不安，顾不上浏览窗外的市景。此时，只觉得上海对我来讲实在还太大，只希望能快点到复旦，到校之后好安顿下来。车子走不了多久，复旦砖砌的深桔色的大门就在眼前。

　　 当校车驶入邯郸路的校门时，同车的新生们看上去又活跃起来，都显出一副胸有成竹的模样。我不知道此时他们心里都怎么想，而我，虽胆怯，可心里充溢着难言的自豪。

　　 一切都是崭新的，一切都得从头开始。我告别了中学，成为了堂堂的大学生;远离父母，俨然成了大人。

　　 一进大门，校车就停将下来，把我们这拨儿新生全都撂下车。我下车时，见一位男生在车门口当下站着，怯生生地向挨个下车的新生问到：“有哲学系的吗?” 我喜出望外，赶紧说：“我就是!” 我从下了车的人堆中挤出来，拎着随身行李，跟着这位男生不紧不慢往校园内走去。没走几步，他就接过了我的网兜，帮我提着。临行前父母塞在网兜里的绿苹果虽 在船舱里捂了一天一夜，可此时依然散发着幽幽的清香。

　　 我随着这位男生转入一幢宿舍楼，顺着楼梯上了三楼正中的一间办公室模样的屋子。见一位剪着整齐的短发的年轻的女老师坐在一张小小的课桌后面，她笑着对我做了自我介绍。她就是我们的指导员。她递给我一小叠饭票和菜票，在我的名字后面打了一个勾，我这就算是报到了。

　　 我跟着这位男生下了楼，穿过两幢一模一样的楼，进入一幢散发着女生气息的宿舍楼。上了二楼，沿着过道一直走下去，右手的203房间就是我的寝室。一路上， 由于陌生，我们彼此都很沉默。从稀稀拉拉的交谈中，我只知道这位男生叫陈满红，来自江苏，和我同班，提前几天来校报到的。他的普通话并不十分标准，而我的 普通话也是既生疏又缺乏自信。陈满红送我到了宿舍门口，就告辞了。

　　 复旦九号楼的203室就成了四年大学我的家。

　　 当时同班的同学陆陆续续来到学校。少数同学由父母或上海的亲戚陪同，来到校园，在大人的关照下安顿下来，而大多数同学只身步入大学。一开始，最热心的莫过 于找复旦的同乡。还记得，我和一位高中同班同学去找1979年从温州一中毕业的校友陈大岳。他那时正住在复旦的教工招待所，即将启程飞往美国。陈大岳一年 前刚从复旦数学系毕业，考取了美籍华裔数学家陈省身留学项目，即将去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攻读博士学位。他和我们聊起了自己在复旦四年大学生活的感受， 还给我们介绍了好几位高年级的同乡，可是一直盘旋在我的脑际的是他送我们出门时说的一句话：“你们现在正是充满希望的启航。”

　　 好多年来，在不同的时候，在不同的地方，我时常想起陈大岳校友的话。复旦的日子确确实实是我生命旅程真正的启航。

　　 二，高考录取

　　 当时高校采用的入学的方式是全国统一考试。和千千万万高中毕业生一样，我是通过参加全国统一高考，凭考分入学。现在，虽然入学的机会也许会多一些，但是所有的学生还是一样，得通过高考这一大关。高考成了基础教育的唯一的指挥棒和学业的衡量标准。

　　 八十年代的高中毕业生，学生在高考之前就得报志愿，选择学校，报专业。当时恢复高考已有七年，改革正处火热之中。考上大学顿时为高中毕业生打开了一个好机 会。每个高中毕业生都要争取这一决定一个人的命运的时机。至于进入大学之后该如何选择专业，如何设计将来职业上的发展等等，往往不在考虑之中。

　　 当时温州一中收到很多高校的招生简章和各个专业的简介，还召集每个班级的优秀学生和家长来参阅和咨询。各类大学的简介五花八门，我翻来复去地看，了解各所重点院校的系科和专业设置情况。本来颇为遥远的上大学的理想一下子近在咫尺。

　　 当时我们基本上可以选三类学校。第一类是全国重点院校。北方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方有复旦大学，南京大学等等;第二类是省级的重点院校，比如在浙江省 就有杭州大学之类的省级院校，再者就是地方性的大学，比如就温州市来讲，就有温州师范学院和刚刚建立的温州大学等。在所有进大学的评估中，高考的成绩是绝 对的。填好志愿以后是否如愿以偿完全取决于高考成绩。当时在高考前夕，我们高中的校长还召集我们一批平时学习成绩拔尖的学生，做动员工作，鼓励大家要争取 考到省状元。

　　 复旦是我的首选。虽然也非常希望能进北大，但是北京路途遥遥，第一次离家，父母很不放心。更为重要的是，温州一中的优秀毕业生有上复旦的传统。

　　 当时我对哲学确实很感兴趣，但是父母说，这专业并不实用，改学一些具有实际技能的专业吧。于是我就在志愿标上填上了世界经济系和经济管理系。真想不到，这 是当时复旦最热门的两个文科专业。想来大多数学生的父母都是这么想。由于经济管理或是世界经济系分数线很高，象复旦这样的全国重点院校，省市的状元济济一 堂。于是把一些报考这些热门专业而分数稍低的学生挤到一些较为冷门的纯人文学科。到头来，我确实如愿以偿进了复旦，但是却被编入了哲学系，而且事先没有什 么和学生征询意见之类的过程。好在我要进的专业与我的初衷并不相悖。

　　 进入大学之后，我们对考试成绩优劣的态度和高考时相比，简直是天差地别。几个月之后，我们同一宿舍的同学都说，要是现在再让我们进考场，不要说进复旦，恐怕连基本的分数线都过不了。

　　 八十年代的大学生依然无愧于“天之骄子”的称号。1984年进入复旦大学哲学系之时，我一直坚信(相信很多同龄人对此都有类似的想法)：1984年是文革 后的中学生步入大学的黄金时代。在中国已经很久没有如此这般安宁平和的好时光了：文革的阴影渐渐消去，改革的势头越来越猛，势不可挡。1984年入学的大 学生是文革后恢复高考制度之后第一批受过没有中断的完整的基础教育的高中毕业生，小学五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在这之前的中学毕业生高中仅仅上两年)。 正如同年级的校友曾写到：“自由之风扑面而至，学术追求蔚然成风;学说观点，并行不悖;讲座晚会，层出不穷。无股票知识之乱耳，有求学之决心;无政府干预 之侵扰，唯希望之充盈。青春昂扬，不知阮囊羞涩;甘苦共享，更怀远大前程。”

　　 三，学校的结构

当时，复旦并没有多少学院级的部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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