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鲁：灰色收入与发展陷阱

　　　

　　核心提示：本期节目请来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先生解读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王小鲁认为，灰色收入涉及权力和腐败，其隐性危害比账面上的不均危害更大，他提出要跨越发展陷阱，必须要做战略上的、思路上的、政策上的大调整，不断地深化改革并扎实地实施。

　　凤凰卫视11月24日《世纪大讲堂》，以下为文字实录：

　　

　　王鲁湘：学术前沿，思想对话，欢迎走进《世纪大讲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也经历了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事实。今年3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两会”答记者问时表示，在我任职的最后一年，我们政府将做几件困难的事情，第一件事就是要制订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收入分配的不均不仅损害了老百姓的切身经济利益，也已经严重影响到中国经济的的健康发展。那么如何看待中国经济当前的发展现状，收入分配不公怎样阻碍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真的会落入发展的陷阱吗？

　　有关这些问题，我们今天很容幸地邀请到了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先生，大家欢迎。

　　解说：王小鲁，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资深研究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理事，早期研究领域为农村和国有企业改革，近十年来主要研究中国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城市化、市场化改革等问题。曾获首届和第十一届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项，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杰出博士论文奖，和首届中国软科学奖。王小鲁先生是中国经济改革长期的倡导者，在社会上具有重要影响力。

　　2010年被《财经国家周刊》评为对中国经济产生重要影响的经济学人，被《南方人物周刊》选入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其关于灰色收入的研究被《人民论坛》列为2010年社会类十大观点之首。

　　王鲁湘：小鲁先生您好。这是您再一次地做客我们《世纪大讲堂》我记得上一次您在这里讲的就是一个灰色收入和国民经济，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

　　王小鲁：是。

　　王鲁湘：当时我记得您提供了一个数字，我听了以后还吓一跳，就是有5.4万亿的灰色收入是没有纳入到统计的范围。那么现在的情况如何呢？这种灰色收入情况，跟您四年以前（相比）。

　　王小鲁（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当时那个研究是基于我们做的一个调查是2008年做的，在调查的基础上做了一系列的推算，当时得到的结论是认为我们在居民收入统计以外，没有被统计进来的隐性收入大概是九万多亿。其中我认为有5万多亿可以认为是灰色收入。

　　王鲁湘：灰色的。

　　王小鲁：这个研究做完了以后，最近两年还没有做新的类似的调查和研究，但是我也注意到一些从宏观数字上，也能反映到一些这方面的问题我也做了一些测算，这个隐性收入大概也是9万多亿，不到十万亿。2008年之后，大概两三年之间是逐渐，这个数字还在逐渐扩大，2009年大概超过了10万亿，2010年达到12万亿以上，2011年得到的这个推算结果稍微有所回落，但是也在10万亿以上。

　　王鲁湘：那么我们的国民收入中间用颜色来标记，肯定有灰色的话，就应该有白色，还有黑色。白色收入肯定就是账面上的纳过税了的，干净的钱，黑色的那是不法收入了。

　　王小鲁：对。

　　王鲁湘：灰色收入可能是介入这个白色和黑色之间，没有纳入统计，因此也就没有交税的钱，是这种情况吗？

　　王小鲁：在我的研究里头，我把灰色收入这个概念定义得比较宽，我把所有不能明确地界定为合法收入的收入部分都叫做灰色收入，实际上这个灰色收入它可能包含几种不同的情况，一种可能是也许有合法收入，但是他没有纳税，所以他也不愿意公开，这是一种情况。那么也许有非法收入，但是非法收入，你只有在比如它变成一个案件了，法院判决了，你才知道它是非法收入。

　　王鲁湘：才能知道到底是多少，是吧。

　　王小鲁：没有这样一个先决条件，你可能会观察到在生活中间存在大量的来源不清楚的收入，但是你不知道它是不是确实是非法收入，那么这种情况，事实上我相信它会包含相当大量的非法收入。

　　王鲁湘：就说这个灰色收入国民收入中间，应该说在很多国家可能都存在，但是它占的比例不能太大，或者它的不能太巨大是吧，比如说像中国达到上万亿十万亿这种数字，整个国民的比如说，我们拉动内需也好，或者我们很多的经济政策的制订，可能就是很盲目的。

　　王小鲁：是这样，我们国家过去的收入分配在改革以前，计划经济时期叫做按劳分配，说是你多劳多得，但是实际上那个分配是相当平均主义的一个分配，因为你很多场合下你没法界定谁的劳动多，或者谁的贡献大，结果就是大家都差不多。改革以后是按照市场原则来进行分配，那么市场原则，实际上首要的是按要素分配，劳动者得到劳动报酬，资本所有者得到资本回报，土地所有者得到土地的回报，人力资本的所有者也得到它相应的回报，那么它是一种根据要素的贡献来分配的，这种分配粉饰从理论上来讲，首先和这个经济发展和效率是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你付出的越多，你对经济的贡献越大，你在市场上能够得到回报越多，但是现在就出现了另外一种分配，就是是某一种收入既不来自劳动报酬，也不来自合法的资本报酬也不来自合法的土地报酬，你不知道他是从哪来。

　　王鲁湘：不知道从哪的，跟劳动要素无关。

　　王小鲁：对，那么最可能的是和权力有关，涉及到权力，涉及到腐败，这可能是其中最主要的因素。

　　王鲁湘：所以我们说社会分配问题，这种灰色收入过大的话，就是我们说一种隐性的，实际上国民收入差距越来越大，这个比露在账面上的，比表面在工资单上的可能对社会的危害更大。

　　王小鲁：对，它一方面是显然是造成越来越大的收入差距，因为并不是所有人都有灰色收入，也不是在很多人中间能够平均的分配这种收入，它是有极少数的人可能能得到大量的灰色收入，其中事实上有很多不合法的收入，非法的收入，是通过贪污腐败，或者其他一系列不正当的手段得到的。那么这样一来它当然是拉达了收入差距，而且不仅仅是导致收入差距扩大，而且更重要的是分配不公，因为来得没有道理，这个收入来得没有道理，而且它可能别人做的贡献比他要多得的，但是收入远远不如他。那么这样一来他就造成社会冲突，造成社会矛盾的加剧，这个是非常不利的一个因素。

　　解说：根据最新数据，2012年第三季度我国GDP增长率已降至7.4%，经济下行趋势明显，GDP的下降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经济下行与内在的经济结构有什么关系？中国又是否会落入中等收入的陷阱？《世纪大讲堂》《收入分配与发展陷阱》正在播出。

　　王鲁湘：好，下面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王小鲁先生演讲，他今天演讲的主题就是《收入分配与发展陷阱》，大家欢迎。

　　王小鲁：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和大家一起讨论收入分配问题。我今天想讲四个部分的内容，首先我想讲一讲近期的经济下行它和结构失衡的关系。因为这个问题实际上和收入分配问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那么我们大家知道从最近两年经济增长的数据上来看，我们面临一个很突出的经济下行，这么一个现象，从2010年到现在，如果我们按季度GDP增长率来看，几乎是每一个季度都比上一个季度的增长率在下降，那么到今年的第二季度，增长率已经降到了7.6%，那么和过去的10%以上的增长相比起来已经是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下降。那么这个下降什么原因造成的？

　　我们如果从需求角度来看，可以把它分解为三个因素，就是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外需，就是反映在我们的进出口上。那么从这三个方面的影响因素来看，实际上突出的下落的是外需，就是说我们的出口在迅速地下降，我们出口过去大概十年左右的时间，保持了超过20%的增长率，如果按美元计算的话。那么除了2009年有一个大幅度的下降，因为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那么其他的历年基本上都保持在20%以上，但是今年的一到七月份出口增长率降到了7.8%，这个下降当然主要是因为欧美市场不景气，这是一个直接的原因。

　　如果看这个其他方面的需求，我们可以看到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增长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正常的，固定资产投资今年1到7月份增长里扣除了价格因素还在18%，那仍然是一个不低的增长率，和过去十来年的情况基本上差不多。我们的消费最近一两年因为居民收入增长比较快，所以居民消费也还保持了一个相对比较快的增长。如果看这个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大概也超过了10%，也是一个相对不错的增长。

　　所以说从三个方面的需求来看，突出的影响经济下行的就是出口，出口下降了，那么导致了经济下行，但是为什么出口下降会那么直接，那么大幅度地直接影响经济增长，我想它说明一个背后的原因，就是说我们的经济本身存在内需不足，所以过去的经济增长过度的以来了外需和投资拉动，我们过去十年来的出口每年百分之二十几的出口增长，应该说是一种超常的增长，而如果没有这样一种超常增长的话，我们过去这些年的接近10%的经济增长率实际上是不能保证的，它是依赖了这样一种外需的出口的迅速扩大。另一方面我们固定资产投资过去长期以来增长也很快，特别是在2008年以后金融危机的期间，我们政府采取了扩大内需的政策，主要是扩大政府投资的政策，和扩大货币供应的政策，所以在那两年中间，投资起了更重要的拉动作用，投资急剧上升，急剧扩大，对这个经济增长起了拉动作用。我们过去这十年中间，内在的经济机构一直在发生变化，而这个变化一直是朝向消费需求，相对比重下降，而投资需求和外需的比重在上升，朝向这么一个方向来变化，这个变化的趋势如果不改变的话，那么预示着我们未来内需不足可能会变为常态，而这个经济增长就缺乏了有利的保证，我想这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说中等收入陷井可能已经变成我们一个现实的危险了，那么接下来想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说我们这种结构性问题会导致内需不足，会导致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

　　我想首先比较突出的一个指标，我们可以看消费和储蓄之间的相对关系，我们在GDP中间最终消费占的份额从过去，可以说从上世纪中期以来，1950年到现在，大的趋势是消费率在下降，储蓄率在上升，那么这个消费率下降储蓄率上升的过程在一定时间内它对经济增长起了，很有利的推动作用，因为当你储蓄率上升的时候，你就有大量的资金可以用来投资。因此这个大规模的投资可以带来经济更快的投资，可以带来固定资产存量就会迅速地扩张，生产能力会迅速地扩张，你各方面的投资需求得到满足，因此经济增长能够得到一个有利的支撑。但是最近十年这种变化的速度加快了，比如说居民消费在过去十年里面从2000年到现在是加速下降，而储蓄率是加速上升的，总的来看我们过去1950年左右的时候，居民消费率大概是接近80%，也就说只有20%多一点的储蓄率，这个比重到2000年的时候，大致是消费率是在60%左右，但是现在最终消费率降到了50%以下，这是最近十年中间发生的。而其中的居民消费所占的比重已经降到了GDP的34%，这种情况在世界上相对来说也不多见，就是说居民消费占的比重这么低这种情况，因为大部分国家居民消费总是会占GDP的一个主要的份额。那么我们的GDP占到了，只占了GDP的三分之一了。

　　所以从结构变动上来，我们所面临的这种内需不足，可能很大程度上是和消费率的下降，储蓄率的上升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高储蓄高投资确实带来了高增长，但是这个高增长应该说是有一个限度，就是说，我们如果说储蓄率和投资率在不断地上升，在不断地提高，它会造成一个结构失衡，那么这个结构失衡最近几年表现得非常明显，就是说特别是我们2008年、2009年开始搞四万亿投资，扩大政府的财政方面的投资，那么它在当时起了对抗金融危机的作用，因为出口掉下来了，我用投资需求把经济增长拉上来，这个当时是确实是起了明显的作用，但是这件事情过去之后，我们看到它带来的一个副产品，就是各行各业的过剩的生产能力增加了。

　　因为大量的投资会造成大量的新增生产能力，生产能力会扩张很快，那么新增生产能力迅速扩张，它需要有一个条件，就是说生产能力扩张了，它就会带来生产规模的扩大，带来大量的产出，这样的产出是需要有人来买的，这些产品是需要有需求的，而居民消费相对增长比较慢，于是就没有相应的需求和这种供给的增长相适应。它带来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虽然投资在当时拉动了经济增长，明显的拉动，但是投资完成之后就出现了产生迅速扩张，而扩张了的生产能力往往在市场上找不到出路，变成了过剩产能。那么于是又面临，进一步的面临内需不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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