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

　　

　　 时 间：民国九十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星期五）早上十时至十二时

　　 地 点：国立台湾大学思亮馆国际会议厅

　　 主讲人：何炳棣院士

　　 主持人：　院长

　　

　　 我一生有几件重要的事情跟我的性格和治学有很大关系，第一件重要的事便是我是家中独子，父亲四十八岁才生下我，所以我从七、八岁起便感到很大的压力，当然我也享有某些特权。父亲做过浙江宁波的检察官，深感浙江人的胸襟狭小，便对清华江发誓「吾此行有如此水」从此诀别清华北上，终生未再回清华。我非常喜欢谈话，九岁在天津私立第一小学，训练我出去讲话，我非常怀念钱思亮先生，因为从1968年3月份起我和台湾关系断了21年半，而在1968年正月，从我和台湾关系讲起来，那是我快活的岁月，钱先生在他府上摆上非常丰富的酒席来请我，他说他和我的关系是相当可贵的，在台湾讲南开中学及清华大学双重同学的脱过乏人，而我是唯一前後和他有三重同学关系，且我小学还是天津私立第一小学，他一辈子不忘这种关系……

　　

　　 我九岁在天津私立第一小学，父亲在一个冬天的星期天，天气不错的午後，我和父亲到八里台看洋楼，那时思源堂还没盖好，秀山堂已经盖好，看到田径场後，父亲问我长大後要不要来这里念书，看了这麽好的环境，我坚决的说要，父亲说我还不配来念呢~~我直觉没道理，父亲认为江南是很好的大学，不过才刚创办，需要的经费很多，南开出名是中学，大学可能就不行，父亲说不出洋就一辈子受气，所以第一步要先考清华，旧制的清华一毕业每个人都送出洋，而现在可没这特权，不过表现好的话，这机会还是比别的大学多一点，这时我就想，我才九岁，有二件事，就是清华及出洋，但是另一个比较消极的看法，就是不出洋，一辈子受气，但达到这目的，也很辛苦，我在南开念书时，我的回忆是南开中学的标准相当地高，我最好的老师是卢纪夫人，英文只有三个月我就开除了，我一辈子不会忘记他的英文，我发现了一个好老师，她发现了我这个将来可能还有出息的学生，真正的好老师就要像卢纪夫人这样，1959我在剑桥时参加了三月在华盛顿开的年会，我报告了一篇“明清社会史论”，讲完就看到卢太太从对面走来，这时师生之间的快乐难以言谕，因为1932年时我念高中二年级，我是出版委员，是南开双周的第二主编，我在高二时把钉鞋、球鞋都挂起来，因为高中一时甲、乙、丙组按照身高、体重来算，我百米跑第一，也拿了奖牌，初中生的志愿已达到了，所以我记得九岁时对自我的挑战，要开始全心全意准备进清华了，什麽运动也不搞了，我还被张彭春训了一顿，但我想起一生一个人没有爱憎，也并不是人了，我是个平凡的动物，我有爱有憎，在我的憎里面之一是张彭春，我们对张柏林非常敬仰，当小孩闹闹学潮时，他几句话就可以解决，而张彭春一定要把我开除，他开除我的第二天早上，卢太太跟张彭春说你开除那个学生我都不心疼，但你开除了何炳棣我很心疼，请你不要开除他，所以我非常恨张彭春，他将我开除，而我很感动卢太太，他是我生平第一恩师，所以在1959年再见面时，我的心里有说不出的的愉快，我们谈到海外一个岛，我的发音不对，卢太太还纠正我，我当时已经是一位教授了，所以我认为卢太太这样才是一位真正的老师，这是我一辈子不忘的，卢太太留美二次，英文相当流利，而卢先生的英文口语时而挫，但英文写作令人佩服，所以我讲的这些典故，大家要记着，这都是具有价值的。

　　

　　 要进清华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南开高中在我二年级时开除了我，我上学期化学考六十分，下学期一百分，我在南开高中念的是混合数学，我赶不上数学进度，所以在 1933年时我没考上清华，在1934年才进了清华，那年我十七岁，而进了清华我又遇到一位恩师，刘秀明先生，他在清华学校时非常认真，他口才不是很好，一些很深奥的东西，他不太能浅书，他晚上总是非常用功，他在图书馆底下办公室的灯总是亮着，我没听懂的东西，都可以去办公室请教他，他不在乎你去占用他的时间，会建议我们如何念书，由此看来，我觉得他真是第一等的好老师，我说我很喜欢念西洋史，他告诉我要三思，因为在学成後如何做研究，和西方人竞争等等问题与我讨论，所以我觉得在一年级时我就与老师讨论这问题是非常有用的，这是一辈子航行的南针，後来了解学西洋史是个过渡期，在学途期间念西洋史，但回国终究还是得搞国史，这是刘先生给我非常好建议的地方。

　　

　　 接下来讲我的示例，也就是拿我的例子，来鼓励在座的同学立志，其实刘先生打分数非常严格，西洋通史第一次月考，我写的答案与题目有出入，所以吃了大亏，拿了八十九分，我们一个班级有一百多人，我的前面坐着就是大名鼎鼎的姚克广，他拿了九十一分，他告诉我八十九分很不错了，但因为我很用功，只是把题目给看错了，所以我立志“打死仗”，我把课本都背下来，再念参考书，遇到大题目得以发挥，所以我後来全年的平均是九十七分，我告诉我自己我九岁就立志出洋，所以我西洋史要打好基础，才出得了洋，我立志到在清华时有一件事是自己克死自己，我告诉自己如果听一次杨晓楼的话我就一辈子考不取，我内心想如果第一件事就屈服，第二件事就屈服，所以我一生很後悔没机会听杨晓楼，但另一方面来讲，何炳棣之所以是何炳棣就是因为在清华时不听杨晓楼。

　　

　　 清华的老师很令人感动，蒋先生休假回来，我去选课，我本想选蒋先生的“中国近代外交史”，他告诉我，我的开学第一件工作孝明先生已经告诉他，他说今年不要选他的课，去和孝明先生好好学，把精力集中在欧洲十九世纪史，这根基要打得牢靠才是，蒋先生说要我明天再修他的“中国近代外交史”，另外他还开了一门“欧洲外交史”，二门一起念效果好，我心想这样好的老师那里找去?不幸的很，在1935年我二年级第一学期还没念完，蒋先生入阁行政院政务处长，这下他的计画就无法实现了，那时外交史国际关系方面是很重要的，因为第一次欧战以後，各国秘密档案出现，所以这可以说是全世界的显学，所以想起一年级时世界通史破了纪绿，所以在外交史我想办法自修，在这以前暑假回家，父亲问我，我初中毕业时他买了一部又脏又旧的史记，我看得如何??我想，英国有没有太史公?我想那就是写罗马帝国衰亡史的大史家吉朋 (Gibbon)，父亲要我买一部念念，而老师告诉我那部书的精华就在前面四十几章，後面的东罗马叙事也不错，可当英文背背，所以二年级时有时起床都会拿 Gibbon的书来念几句，於是英文走入歧途，因为他的英文写的形式古色古香，我这个刚练步的怎麽和世界百米冠军的比呢?後来我的成绩被美国教官打分数是 A+，杨尚全老师说我写十八世纪古典东西没有用处，他说连牛津的院长他们英文都不这麽写，我何必学这些，但我觉得这是智慧的一切，学了当然有用，杨老师说我在走绝路，所以说，我的一生也遇到了不少特别的导师，後来我清华三年级时我旷课自己念外交史，後来1948年5月7日在剑桥我又考上，最後一个问题是说出第一次大战前的十部外交史，我马上说出，所以很顺利的通过了，他们问我是在那里取得这麽多的知识，我说是1932年到1937年在清华自修，可是我後来想想我的话夸张了，因为那是初次念的，後来还花了很多的时间去消化，不过基础是在清华打下来的没错，而清华的精神值得效仿，例如新书的采购及采买效率很高，办学认真，所以我很幸运能在清华。

　　

　　 这里顺便提一下，我希望在再几个月，我可以把我写的“六十年”完稿，大概二十几万字，其中有我在剑桥的PACD口试，1500年後的大陆西欧史我都有写下，内容详细……

　　

　　 陈先生的隋唐史写“唐朝皇位承继问题”，我自己对中国史没有下很多功夫，我觉得大家对陈先生的文章一定要念才是，“孙册军史”中我以为孙册是宦官，陈先生说孙册军史非比宦官，尚须详考，他给了我八十分，这是他的打分，也是掌故，还有一个不忘的训练是，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我觉得我念西洋史，但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一定要念，冯先生很特别，如果我们不问问题，他就不讲话，但他讲话又口吃，就因为如此，所以他讲起课来非常幽默，回答深奥的道理，他会拿日常的生活经验，做的比喻是非常恰当的，我终生难忘，所以我每星期一就去问问题，之後星期三、五我可能就不上班而去念其他的东西，我在清华得分最大的骄傲，就是拿过九十四分，我1940年考经济史，学长从伦敦拿到博士後拿了很多书回来，我没念过经济学，学长说念经济史，考取的是大才子，而他的成绩是前後六届最高的，还有一个典故，所有中英、中美口试得分总平均最高的是钱中书先生，清华第二高分是都是历史系的，第六届第二高分则是我，所以在1996年在新竹杨仲铭先生和我有一个“人文与科学的对话”，他说他前些日子回清华时校长拿旧的纪绿给他看，留美那年他考68分，他很失望，而得分最高的是我，73分，我说不对，我是 78.5分，可是那73分就已经够轰动了，我回美国芝加哥去，有朋友说我居然比杨仲铭考得还好，我的经济思想史考了85分，而经济学考了17分，我觉得非常可惜，因为全班考取的人里面我英文是87分是最高的。

　　

　　 1981年辛亥革命70 周年纪念在北京举行，我们这桌的主任是王广美女士，後来帮我和吴保安、唐长汝、姚文元安排一个晚会，我没见过吴保安，他是第五届考取的，我是第六届，我跟他握手，我跟他说我是他的手下败将，他不知此话怎讲，我告诉他，我说1940年你经济史考第一，我考第二，西洋史你95分，我94分，我说我英文87分，你75分，可是你国文90分，我却只有80分。

　　

　　 再说我为什麽选剑桥，这里面有一段故事，我南开开除後1932冬到北平鸿达去，那时鸿达还没开学，我就住在世交赵文骏教授家里，他是南西，我是金华，赵先生的父亲和我的父亲在杭州的书院住过一阵子，他是哈佛的PHD，我看他的架子上有许多困难性高的数学书，我问他为何搞这麽深的数学，他说如果不用功的话，退了步，就被人给赶上了，我深觉他是个了不起的人，了不起的人都是不怕私仇，因为他们都说真话，所以有安全感，我有个感想，有些研究机关，就怕讲别人好，这是最不能学习，最没出息的，你若不去佩服别人，就一辈子不会有人佩服你，我是最看不起这种作风，所以各位同学千万别犯了这样的行为，最近我和先生在写回忆，我们评估所见的最高水准，要知道这水准是办大学最要紧的事，中国出人才是数理方面，三○年代的清华及四○年代的连大那时已经很逼近世界的水准，已经知道理科方面那些题目是最有发展的，最有前途的，要真正做出世界第一流就要做出这样的工具。

　　

清华的标准，理想是很好，人文方面各派的意见就很多，没有取得共识，我想理想上清华已经在做初步的设想，但没有像理科那样，能做到共识，就因为如此，它给了我们人文科另一个机会，是理工科的人所不能有的，就是如果我们拥有了西方最好的方法，有比它更坚强的意志及资料，我们做出来的东西，可以在中国的范围内来订世界的标准，因为人文有各种文化有不同的背景及语言，人文不是一个普世化，我们搞中国史，说些狂妄的话，在加拿大西岸他们看了我的着作，心中都有数，我不回美国，他们心里很乐，但我回去後，让他们知道，有些水准他们赶不上，这是我们人文的好处，我是一个斗士，身经百战，西方许多辩论，我硬骨头不让，话说回来，人文有他占便宜的地方，也有他不利的地方，总之，人文是非常难的，它比科学难的原因是，除非你有大志向，否则一定要接要英文是世界语言的不幸事实，在这前提下，英文这工具必须投资许多年，就像我先前讲起床在念英文一样，背书是最好的方法，像少年维特的烦恼德文本中有几句话，我就记忆特别深，(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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